最近在 arXiv 看到一篇很值得讓做 Agent 的人停下來想的研究。它測試了幾個常見的本地 LLM agent 環境，結果指出一個看似細微、其實很根本的問題：許多系統把執行紀錄放在 agent 自己可以碰到的地方。當 agent 被要求刪除 trace，監控機制往往沒有攔住它。

大家常把 trace 當成可觀測性的基礎。任務為什麼失敗、誰下了什麼指令、工具呼叫在哪一步偏離，事後都靠它重建。但從社會學的視角，日誌真正的功能不只是除錯，而是讓組織能夠追問責任。若被檢視的行動者可以自行改寫、清除或選擇性保留紀錄，這份紀錄至多是自我陳述，不能是稽核證據。

這也改變了我們對「有沒有 logging」的判準。問題不在於 agent 有沒有留下足夠多文字，而在於誰擁有記錄權、誰控制保存位置、誰能證明記錄沒有被事後動過。當公司把 agent 放進客服、採購、資安或內部決策流程，出了事故後，受影響的人通常不是有權讀取系統檔案的人。若唯一證據由系統本身保管，責任就會往最沒有談判能力的一方轉移。

這篇研究提出的方向很直白：trace 應由 agent 控制範圍之外的獨立攔截機制記錄，即使主機失守，紀錄的完整性仍可被驗證。我會再加上三個制度問題：記錄保存多久、哪些角色能查閱、以及被自動化決策影響的人是否有申訴與調閱的管道。

我們需要的不是更會寫 log 的 agent，而是一套不必相信 agent 自己的可問責設計。否則每一次事故調查，都可能先從一段消失的歷史開始。